这一切是否证明中国只能是党政不分的体制呢？这需要从中国共产党的性质说起。
制度只适用于从魔鬼到上帝之间的人。实效主义认为，没有完美的制度，只有更好的制度。
本文试图构建立宪党导制的理论基础和基本原则，在对于一个几乎是最关乎人的最根本制度的探讨之前，我们首先需要阐述我们对于制度这一范畴的方法论，人们之所以对很多问题的观点不同，其根本在于方法论的不同，从而导致思考路径的不同，最终导致结论不同，可惜的是，很多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北上广这些大城市中的上层已经过着后现代的生活，天天嚷着绿色食品和PM2.5超标的事情，他们根本不知道中国还有不少人为了生计发愁。有的存在不合我们的价值，我们就说存在的是不合理的，对于这类存在我们想办法去改变，我们在改变此类存在时需要考虑我们所追求价值的正当性和可行性。我们只有在区分的基础上才能在两者之间建立联系，在求真的科学研究基础上进行技术创新，在对社会充分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制度创新，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做事求效。但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不自信，总是想在人类已有的理论和制度中找出成功案例，然后把中国装进去，好像就跻身先进国家行列了。
因为城里人去市场买猫不是用来抓老鼠的，而是用来做宠物的。在研究某个制度能否借鉴时我们必须考虑三个问题：目标、起点和约束条件。知识分子最容易犯的毛病就是教条主义，即以书本上的个别词句代替实际工作中的经验，不肯理论联系实际，将理论教条化。
但这三个名字容易导致误解，从中文字面理解，君主立宪制就是君主主导立宪，民主立宪制就是人民主导立宪，党导立宪制自然就是一党主导立宪，也就是说，制宪权分别是君主、人民和政党，这其实是与这三种宪治体制所要表达的内涵不一致的。不管中国猫外国猫，好看听话就是好猫（城市宠物猫）。法治思维认为人之初性本恶，只有法律可以抑恶扬善。我们还可以举一个极端的例子。
我们改变存在是通过控制存在的原因来控制结果，这样控制的效果才好。对有中国特色的宪政之路的理论探索，不仅是政治学界与法学界的重要命题，也是每一位关心国运民瘼的学者重大使命。
进入 柯华庆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立宪党导制 适度赋权论 实效主义 共同自由 双层民主 三法一体 党导政分 。1.1 制度的三性 制度有三性：主体性、时间性和空间性。最后是我们对我们的制度不太自信，所以不敢讲出来。只不过由于起点和约束条件的不同，我们实现普世价值的制度极少是普适的。
现代西方发达国家的有些制度是解决发展后的问题，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是要解决发展中的问题。柯华庆在后来发表的一系列文章《社会主义民主：党导民主》、《党导政分：化解中国政治权力的死结》、《党导法治：将党关进党规的钢笼子里》、《党导法治呼唤党导法规体系》和《党导立宪制为什么可行》等文章中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党导立宪制。任何制度都有成本，也有收益，有人赞同，也有人反对，区别在于收益大于成本还是成本大于收益，赞同的人多还是反对的人多。上帝之所以不需要制度是因为他就是至善的标准。
他们认为： 宪政是摒弃革命思维，崇尚改良道路的制度设计，不同国家具有不同的历史，不同国家政治力量分布也不相同，因此不同国家所采取的宪政模式自然不同。追求进步，但不追求完美。
而时过境迁，现在的中国不再是八十年代初的中国，我们需要以大国形象展示在国际舞台，我们不可能不争论，我们需要主动积极的争论，因为这种争论本身就既能检验我们的理论也可能获得他信，我们再也不能躲在中国特色的蜗牛壳里，我们需要走出一条他信的道路，也让更多的国家走上这条道路。仅仅强调规范的思维是存在的即不合理的，是革命主义。
如果制度的目标不同，我们就不能借鉴，否则可能会南辕北辙。现在发达国家的宪政体制要么是民主立宪制，要么是君主立宪制，如果我们提出一个党导立宪制好像是不入流的政治体制，说起来自己都没有那么理直气壮，甚至想想都觉得心虚。中国要想实现现代化必须打破求同思维模式，提倡一种多元和多维的价值观，企业家也许要以利润为目标，政治家应该以服务于人民为价值，学者也许应该以知识的传承和创造为价值。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能与其他主体共享的，我们可以想象地球上的某个国家说我们要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时历史环境下作为弱者的一种自我保护，任何理论上的弱者都可以以特色来将强者拒斥于万里之外。中国法学界普遍不理解制度的实效性，而是将制度当作科学，殊不知制度是求效的，科学是求真的，制度本身无所谓好坏真假，完成主体的目标才是它的使命。教条本来是他人成功的经验或者过去成功的经验，对于他人或者过去是好东西。
很多中国学者从发达国家学习到某个制度，就以为掌握了科学，打着科学的旗号推销这些制度，以为自己掌握了真理，就是正确的不可违背的东西，从而获得一种真理的制高点，事实上，将制度当作科学就是法学界教条主义盛行的根本原因。当然，可能还有城乡结合部的猫既要会抓老鼠也要好看听话。
我们应该尊重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的科学所发现的规律，这些规律是普适的，但我们应该根据本国的目标、起点和约束条件来理性选择制度，我们应该根据制度是否实现了目标来评价制度的好坏，而不能根据先进性或者主流性来评价制度。制度实效主义方法遵循从实证到规范的思维方法。
1.4 制度的改良性 实效主义者有理想，但不是理想主义者。邓小平英明地反对阶级斗争为纲的传统社会主义教条，将经济建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心任务，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但事实上，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的好坏取决于其是否符合这个国家的现实时代背景和发展需要，在于其是否合适、合体，而不在于其是否先进和主流。制度犹如衣服，一件衣服本身是无所谓好坏的，只有在某个情景中穿在某个人的身上才能评价好坏。名与实发生混淆时我们需要改变名，名正才言顺，因此在本文中，我们将上述三种立宪体制分别改为立宪君主制、立宪党导制和立宪民主制。实效不仅仅自身知道，他人也知道。
对于农村老太太来说，买了不会抓老鼠的猫，不管这个猫多么好看，都是买错了猫，因为她的目标是抓老鼠。因为鞋是否合脚只有自己知道，外界很难做出评价，自己可能会强作欢颜。
寻求赞同多于反对的制度，尽可能使赞同的人多起来。立宪君主制的英文是Constitutional Monarchy，直译是立宪的君主制，直译准确地表达了这是一种立宪的君主制。
其次，我们还没有为这一独创制度找到理论依据，所以讲不出来。这个猫论最初是刘伯承借用来说明打仗的战术以打胜仗为判断标准，邓小平用来说明农村政策的好坏应该根据是否更有利于生产，和更有利于提高人们生活。
改良的实效是判断制度好坏的最终标准，所有实际效果差的制度都需要审视其正当性。事实上，现实生活中的人具有恶性和善性的两面性，区别在于恶性多一点还是善性多一点，只不过在非此即彼的划分中才分为好人和坏人。立宪君主制、立宪党导制和立宪民主制都是宪法下的政治，区别在于宪法中所规定的政治体制分别是君主制、党导制和民主制。张三和李四的目的地都是广州，张三从北京出发，李四从上海出发，张三和李四的路线肯定也是不同的。
在上帝和魔鬼面前，制度是无效的。例如中国大陆与中国台湾曾经目标相同、起点差别也不大，但是大陆是台湾的几十倍人口，大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台湾是中国国民党领导，大陆的发展道路自然与台湾也有别。
我们正在走的是现代社会主义道路，也就是全面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宣示了现代社会主义，遗憾的是未能深入研究其理论体系，所以也未能旗帜鲜明地举起这面大旗。但是将经济原则用于政治、学术和宗教等一切领域则是教条主义，导致整个社会的拜金主义和数字化管理。
由此，实效主义是从实证到规范的过程，是从解释世界到改良世界的过程，实效主义是改良主义。社会中的人是分层次的，有的人能力差一些，有的人能力强一些。
